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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癌最喜欢6类人!这套“组合拳”能揪出早期肝癌

来源: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04-23    文章作者:曾熹

前段时间,一位同事沉寂几年的初中同学qq群头像闪动,她怀着欣喜的心情点开,看到的却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消息:年仅34岁的同学因肝癌过世。

这并不是个例,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患上肝癌早已不稀奇。更加可怕的是,大部分人查出肝癌仿佛被判了死刑,即使积极治疗,也很难挽留住生命。

全球每年新发病例数超过85万,一半以上在中国,相当于每2分钟就有1人被确诊。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肝癌在我国癌症中发病数排第4位,而死亡数却排在第2位,仅次于肺癌。

在医学发达的现在,很多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,何以肝癌死亡率居高不下?

一个任劳任怨,不喜诉苦的器官

如果要在人体各个器官中评选出一个“劳模”,那非肝脏莫属。肝脏是人体的解毒中心、代谢中枢、“化工厂”,还要负责储存多余的能量。

它孜孜不倦地工作,即使有一部分“受伤”了,剩下的健康部分也会承担起自身的重任。临床上,经常有患者出现三分之二肝坏死,肝脏还在正常工作的情况。

肝脏还不爱抱怨,不喜诉苦,“受伤”了也不会发出疼痛等信号。

正因为如此,相比其他癌症,肝癌在早期症状更加不明显,人很难察觉到肝脏出了问题,一旦有症状了,基本上已到了中晚期。

肝癌死亡率为何远高于日本?

当然,我国肝癌死亡率高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肝癌的早期检出率低, 70%左右的患者在中晚期才确诊,治愈机会大大减少。

这一点,从中国与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对比中可窥知一二。

中国肝癌的早期检出率不到日本的1/2,5年生存率不到日本的1/4。

同样的肝癌患者,早期发现和中晚期发现,治疗效果天差地别。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。

“三剑客”,揪出早期肝癌

那么,如何才能发现早期肝癌呢?目前,肝癌的常见筛查方法还是以B超+血清肿瘤标志物为主。

B超可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,初步明确病灶性质。而血清肿瘤标志物指的是“肝癌三项”:

甲胎蛋白(AFP)、

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(AFP-L3%)、

异常凝血酶原(DCP)。

AFP是目前诊断、评价疗效的最常用指标,当AFP≥400μg/L,提示有肝癌可能。但AFP对于肝癌的敏感性仅70%左右(对早期肝癌的敏感性只有30-40%),约30%原发性肝癌的AFP为阴性。同时,约20-50%的慢性肝炎、肝硬化等肝脏良性病变也会导致AFP升高,孕妇和胚胎源性肿瘤患者的AFP也会升高。因此,只做AFP容易漏诊。

AFP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AFP-L1、AFP-L2、AFP-L3,其中AFP-L1主要来源于良性肝细胞,AFP-L2主要来源于孕妇,AFP-L3主要来源于癌变肝细胞,因此也被称为甲胎蛋白异质体。临床研究发现甲胎蛋白异质体对肝癌检测的特异性高达95%以上,具有很强的特异性。美国FDA将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(AFP-L3%)定义为AFP-L3占AFP的比值,并把>10%定为阳性值。

异常凝血酶原(DCP)则是一种与AFP检测原理不同的血清指标。如果某些“狡猾”的肝癌躲开AFP和AFP-L3%的“追踪”,DCP可以堵上漏洞,避免漏诊。

所以,“肝癌三项”打的是组合拳,互相查漏补缺,能最大程度地保证“揪”出早期肝癌,提高早期诊断率。

目前,美国FDA、日本肝病学会(JSH)、欧洲Parameter和亚太肝脏研究学会(APASL)等权威指南及共识都推荐AFP-L3%、DCP作为原发性肝癌的筛查及诊断特异性血清标志物。

我国《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(2019年版)》、《慢性乙肝防治指南(2015年版)》等多项权威指南同样推荐使用“肝癌三项”作为诊断肝癌的重要指标。

高危人群每6个月筛查一次

要对付肝癌,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,将被动看病转为主动筛查。《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(2019年版)》指出,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要进行1次检查。

那么,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?《指南》明确“锁定”了这几类:

① 乙肝或丙肝病毒感染者;

② 过度饮酒;

③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;

④ 长期食用霉变的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。

⑤ 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;

⑥ 有肝癌家族史(40岁以上男性风险更大)。

综上,在健康体检中进行肝脏B超和“肝癌三项”的联合筛查,能帮助以上高危人群早期发现肝癌的踪迹,早诊早治,避免或延缓悲剧发生。

✎ 参考文献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.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(2019 年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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